人口负增长的省份持续增加，20个省出生率不到1%

从全国范围看，2022年全国人口较上年减少85万人，是近61年来中国人口出现的首次负增长。相比之下，2020年、2021年全国净增加人口分别为204万和48万。

需注意的是，此处所提的人口负增长，是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值，意味着该年度该地区的人口出生率小于人口死亡率，而不等同于地区常住人口的增减情况。常住人口的增长要考虑人口流动带来的增减，此处单纯体现人口自然增长的情况。

近年，人口负增长的省份数量在增加。

据《中国统计年鉴》，2019年，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三省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。2021年，人口负增长的省份/地区增长至13个，分别是：天津、河北、山西、内蒙古、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、上海、江苏、湖北、湖南、重庆、四川。2022年，仅就当前公布数据的22个省份来看，人口自然增长率告负的省份较上年至少增加了山东、甘肃。

社会少子化的趋势是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的原因之一。2022年，多个省份的人口出口率位于较低水平，表现出较低的生育意愿。

出生率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内平均千人中出生人数所占的比例。纳入统计的22省中，人口出生率超过10‰的仅有贵州、青海。

10‰的出生率并非一个很高的数字。

去年年末， “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10‰”登上热搜。据《中国统计年鉴2021》，2020年，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.52‰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最低出生率。2022年人口出生率再度降至6.77‰。

2022年，22省中，除贵州、青海外，生育率超过8‰的仅有海南、广西、甘肃三省。出生率最高的五个省份均为经济欠发达地区。

22省中，出生率后六位为北京、内蒙古、江苏、上海、辽宁、黑龙江。“最不爱生”的地区形成两极分化，既有经济最发达的区域，也有经济欠发达的区域。

尽管“越发达，越不爱生”已是常识，但一些经济发达省市近年人口出生率下降速度仍超出预期。

如以北京、上海、江苏、浙江四省市为例，2022年四省市出生率较低，北京为5.67‰，上海为4.35‰，江苏为5.23‰，浙江为6.28‰。

对比2019年四省市出生率：北京为8.12‰，上海为7.00‰，江苏为9.12‰，浙江为10.51‰。

至于三个生育意愿较强的人口大省——广东、山东、河南。广东尚未披露人口出生率数据。

河南出生率为7.42‰，排至22省中第六位，依旧算是生育意愿较强的省份。而曾在2017年成为全国“最爱生娃”（人口出生率最高）地区的山东，2022年出生率为6.71‰，排至22省中第10位，低于江西、安徽、福建等地。

另外，同比上年，河南、山东出生率均有下降。河南下降0.58个千分点，山东下降0.67个千分点。至2022年，作为第二、第三人口大省的山东、河南，两省的出生率已连续6年持续下降。

为何“生不动了”？

讨论生育意愿离不开生育成本。这包括子女的养育费用、家庭因照料子女所付出的时间成本、机会成本等等。

《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》认为全国家庭0～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.5万元，此项指标城镇家庭平均为63万元，农村家庭平均为30万元。全国家庭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.7万元。

另外，对主要承担生育任务、照料工作的女性而言，去年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、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等机构的学者联合发布了一篇《上海地区生育决策决定因素的定性研究》。

该研究提到： 住房和养育经济成本高、教育竞争激烈、工作时间长、因工作和观念导致的父亲缺席、女性职业生涯受影响等，是当前中国许多女性不愿生育或少生育的理由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近年，中国结婚登记的人数连续多年下滑。

2021年中国结婚登记对数为763.6万对，这是继2019年跌破1000万对、2020年跌破900万对大关后，结婚登记对数跌破800万对大关。

2022年尚未公布全年数据，但2022年前三季度结婚登记对数为544.5万对，同比下降7.49%。

结婚登记人数的下降既有年轻人数量减少的原因，也有住房、生子等婚育成本较高的因素。低生育率以及年轻人口的减少，已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挑战。

婚育意愿降低有着多方面的社会因素，环环相扣。发布促生育政策应从综合角度考虑，不仅是生育津贴等经济支持，也需落实生育假期（无论男性、女性）、职场权益等制度保障，另外还需完善教育、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的供给。